吴继光(1903－1937)，安徽盱眙县(今属明光市)人。黄埔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历任排、连、营、团长等职。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时，吴因功升任国民党陆军第五十八师一七四旅旅长。在激烈的罗店争夺战中，吴率部与日军彻夜鏖战，曾一度冲入日军阵内，予敌军以严重打击。10月25日，日军占领大场，中国军队主力退守苏州河南岸。

吴奉命率部转入青浦，掩护主力撤退。11月5日，因受到上海、松江之敌的夹攻，不能久守，便西撤至白鹤港，继续掩护主力后撤。这时，对岸日军在重火器炽盛火力的掩护下，强行架桥渡河。吴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指挥部队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战至11月9日，所部已大部伤亡，吴继光亦以身殉国。时年34岁。

血染淞江 光昭青史------回忆父亲吴继光将军
吴志浩口述 (徐茵整理)

        七十年前的8月13日晨9时15分，日本军舰重炮向上海闸北轰击。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迎来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1937年的8月13日—11月12日，中日双方在这片仅有89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厮杀，烽火连三月，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中国军人用落后的武器、鲜血和生命同拥有坦克、飞机、大炮的日寇拼死搏斗。 
        中国军队投入七十五个步兵师又九个步兵旅共70多万人，伤亡近33万人。日军投入30余万人。伤亡近10万人①。据当时参战的川军20军的杜重石说：“我们的队伍每天1个师1个师地开往前线，有的师上火线后3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坚持了5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 
        中国军人的牺牲换来了战略布局上的胜利，使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打破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 
        淞沪抗战是中华民族反击日寇的正面战场上异常惨烈的一幕，也是耗时最长、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当年参战的国民党将领黄维目睹了中国军人在淞沪抗战中的巨大牺牲后，发出这样感叹：“一寸山河一寸血啊。” 
        时任国民政府第58师第174旅旅长的吴继光将军就牺牲在淞沪战场上。在纪念淞沪抗战70周年之际，吴继光将军唯一的女儿、78岁的吴志浩思绪万千，给家乡的人民回忆了父亲短促而英勇的一生，以及父亲牺牲后她和母亲难以言说的痛苦生活。

抗战前我温暖的家 
        我的父亲1897年出生于明光市老三界。有些资料上的出生日期为1903年，其实我父亲比我母亲大，我母亲属兔出生于1903年，1937年父亲牺牲的时候，母亲34岁，父亲应该是40周岁。国民党黄埔抚恤委员会发的恤金证上是“籍隶安徽滁县现年40岁，第二期同学吴继光”。1985年宁波市海曙区政府发的烈属证上的出生日期也是1897年。至于为什么有的资料上是1903年，唯一的解释就是父亲在报考黄埔军校时年龄上有限制，农村又没有户口，故而填了1903年。 
        关于父亲的出生地，很多的资料上都是安徽盱眙，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我父亲的故乡老三界，地处滁州、盱眙、定远三县的交界处，曾有界石屹立于十字路口。清末同治初年，我们吴氏孝敬堂的一位老祖宗——四川总督吴棠为免家乡遭受土匪之害，上奏朝廷允准，在老三界建有土城。后来逐渐繁荣，旧称三界市。1932年11月，划周围几个县的土地成立了嘉山县，在老三界设立了嘉山县县治。吴棠的儿子吴炳祥捐出清朝政府赐建的吴勤惠公祠堂给县政府办公，战争中被日寇焚毁，县政府抗战后迁入明光镇。1994年，嘉山县改为明光市。盱眙县原属安徽滁县地区，五十年代才划归江苏。我父亲报考军校的时候，老三界还属安徽盱眙，故有这一说。后来，爷爷一家搬到滁州以后，父亲便一直填滁县为籍贯。黄埔抚恤委员会发给“死者妻吴周炳华”的抚恤证上就是“籍隶安徽省滁县”。 
        我的祖父吴克恒，字久成（臣），是前清的秀才。奶奶死得早，祖父又续了弦。我父亲很小就与我母亲订了亲。我外祖父家住在滁州，外祖母是个性情豁达的人，为人善良、真诚，可怜我父亲是个没娘的孩子，经常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父亲也经常跑到滁州来，亲昵地叫着“大妈、大妈”。后来，我父亲有了出息，就把外婆接到我们家来，一直跟着我们过。 
        续弦的奶奶又生了二儿一女，爷爷希望孩子们有出息，就给他们的名字都带上王字旁，我的父亲叫绍琳，二叔绍 ，三叔绍瑜。   爷爷常以邻县定远戚继光的英雄故事教育子女。父亲深受感动，决心以之为榜样，并改名“继光”，表字铁夫。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我父亲立志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我父亲14岁那年独自一人去上海闯荡，当了一名备补兵。几年以后，回家乡与我母亲周炳华结了婚。婚后不久，就携我母亲去上海，他应招当了警察，又托人介绍我母亲到工厂做工。父亲常以“男儿立志出乡关，生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为誓言，练习武术、骑马、打拳，学得一身本领。 
        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成国民革命政府，准备北伐。父亲闻讯后毅然奔赴广州投身革命。恰逢黄浦军校初建，被选为该校教官，父亲看到别的教官大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为自己没有系统学习的经历而深感不足，毅然辞去教官职位，报考了军校，成为二期学员。是皖东地区最早进入黄浦军校学习的人。1925年9月毕业，分配至北伐军，在平定陈炯明，击败孙传芳的征战中屡立战功，晋升很快。1933年由中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调任18军98师292旅少将旅长， 1937年，任58师174旅旅长。 
        我父亲去广州以后，我母亲只好又回到滁州。父亲在部队里调动性大，长期分居，聚少离多，一直到她二十六岁那年才生了我，这时父亲已经三十二岁了。爷爷高兴地按照族谱给我取名至好②（后我自己改成志浩）。由于结婚多年才有了我，父亲非常宠爱我，希望我象男孩一样有出息，因此就让妈妈一直给我着男装，还教我骑马，带我到军营去看士兵操练。 
        我母亲善良、贤淑，当年父亲家里贫困，结婚时由吴氏孝敬堂族里接济才勉强成礼，她不嫌弃，甘愿同甘共苦。我父亲升任团长、旅长后，母亲随军当了官太太，但她从来不摆架子，对家里的勤务兵、佣人亲如家人，同桌吃饭，分享食品、用品。 
        我父亲虽然身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军官，却洁身自好，清正廉洁，生活俭仆，不吃小灶，旅部的一些军官，在他的影响下也都吃起大伙。他的马常常自己不骑，给伤病员骑用。平时注意维护军誉，不容许部下腐化堕落，严禁嫖娼赌博。 
        由于父亲只有薪水没有其他收入，家庭负担很重。当时爷爷一家在滁州东后街真武观（现四中）附近居住，据我姑父侯叔先的侄子侯洪涛（现年89岁）回忆，“吴旅长家的生活不怎么好”。平时乡里、族里的穷亲戚找上门来，要差事、借钱，我母亲热情款待，经济上毫不吝啬。总是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还送给盘缠钱。因此，她在亲戚中人缘好，口碑好。

一寸山河一寸血 
        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的时候，我父亲的部队驻扎在武汉的汉口，我和母亲、外婆住在武汉鼓楼附近的牙麓局巷。我父亲所在的58师师长俞济时（1904—1990）是黄浦一期学员，与蒋介石是同乡（一说是蒋介石的外甥）。接到参战的命令后，父亲日夜兼程率部赶到上海。 
        关于我父亲在上海作战的细节，因为我当时只有8岁，都是后来听我父亲的战友们转述的。 
        据父亲的老战友们回忆：8月15日父亲到达上海的第一个任务是占领八字桥日军据点。这是日军在闸北的重要据点。日军不仅每天出动两三百架次飞机轮番轰炸，还有大炮作掩护，有黄浦江中的军舰助阵，弹坑遍地。我父亲亲临第一线沉着指挥，白天掩蔽在阵地内，夜间利用弹坑做掩体，攻击日军，经过极为惨烈的肉搏战，不仅攻克了八字桥，而且打入日租界，大振军威。 
        日军增援部队第3、第11师团开始登陆，父亲所属的罗卓英18军接受了反攻的任务，罗店镇成了中日两军反复争夺的主战场。 
        我父亲奉命增援吴淞，在冽罗公路与占领罗店日军遭遇，当即指挥士兵与日寇血战，于当夜夺回罗店，缴获4000多件战利品。这一胜利的消息顷刻间传遍上海，大长了中国军队的士气。 
        日军不甘失败疯狂反扑，飞机、大炮轮番轰炸，掩护步兵的进攻，我父亲临危不惧，从容指挥，在敌人轰炸时迅速地将部队撤离阵地隐蔽起来。而在敌人停止轰炸的瞬间指挥部队跃上阵地袭击已经临近的敌兵，展开肉搏战。白天日军依仗舰炮、飞机助战，夺取罗店。入夜父亲率部大举反击，又夺回丢失的阵地。小小的罗店镇，遍地是尸体，遍地是血河。但174旅仍坚持五六天之久没让日军前进一步。 
        只因部队伤亡过大，指挥部命令换防至罗店东南约五、六华里的新桥休整补充。罗店由六十七师蔡炳炎旅接防，当天晚上，日军军舰炮击罗店一个多小时，发炮数千发，飞机、陆军齐头并进，蔡炳炎殉职，所部伤亡殆尽，罗店失守。父亲不待整休完毕就率部投入战斗，与友军协同夹攻，再次夺回罗店，阻敌于罗店——宝山——月浦一线。 
        罗店拉锯战历时十多天，使小小的罗店镇成了一片焦土。父亲的174旅在硝烟弹雨中，困守罗店桥沿河一线阵地，一直坚持两个多月。给日军以痛击并缴获日军二十二联队队旗一面及军用品甚多。后人评价罗店战斗惨烈“简直是罗店绞肉机”。10月下旬，58师奉命战略撤退，掩护友军撤退。 
        11月5日，日军第10军以第6、18、114师团及国琦支队为骨干，在舰炮掩护下，于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的漕泾镇、全公亭、金丝娘桥3处登陆，向我军猛烈进击。 
        11月6日，日军占领松隐镇，大批登陆，总数已达六、七千人。
        11月7日，上海、淞江两路之敌夹攻青浦，父亲率部继续掩护友军后撤，陷入重围。在日军海、陆、空一起狂轰滥炸下，奋力拼搏，坚守三昼夜。他已疲惫不堪，面色焦黄，眼窝深陷，眼球布满血丝，仍坚守在电话机旁，手握话筒，指挥堵击来犯之敌。 
        11月9日，日军炮火更加猛烈，我部已伤亡大半，牺牲惨烈，情况危急。父亲不顾个人安危，身先士卒，出没于枪林弹雨之中指挥战斗。不幸被敌炮击中，壮烈牺牲，时年四十周岁。该线于10日弃守。 
        11月11日，日军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我军撤出阵地。 
        11月12日，上海市长发表告市民书、宣告上海沦陷。

失去父亲的日子是那样难熬 
        父亲上战场以后，我们在武昌，一次次听到上海方面传来的战斗捷报。后来得悉，父亲提升为副师长了。但是，喜报传来没有多久，父亲的一位部下从前线回来，带来爸爸已战死的噩耗，全家人痛不欲生，母亲哭着说：“前些时传来的不都是胜利的好消息吗？怎么一下子人就没有了呢？！我们孤儿寡母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师长俞济时和58师后方留守处主任夏明瑞（奉化人）给我们送来了父亲的遗物——公文包和象牙筷一双。 
        武汉沦陷前夕，由于家乡滁州早已被日军占领无法回乡，俞济时就派人把我们送到他的家乡奉化溪口的亭下镇。托乡绅俞子良先生照顾我们。1939年，俞济时的哥哥俞济民任鄞县县长（鄞县是宁波以前的县城），帮助我办理了免费学习的手续，我才得以继续读书。俞济时后来升任74军军长，带部队打鬼子，与我们失去联系。我们的生活来源全靠俞子良去乡公所领取粮米来作生活补贴，奉化沦陷后连这一点救济粮也没有了，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更苦的是作为抗战军人的遗孤，看到日本鬼子在宁波烧杀抢掠恨的咬牙切齿却手无寸铁。妈妈把爸爸的照片和国民政府、黄浦军校发给的抚恤证埋在地底下，把仇恨埋在心里。 
        1945年8月，日寇投降，鄞县县政府由宁海游击区迁回宁波，我们一家也迁入宁波居住，我就业于鄞县县政府工作。宁波也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从此以后，我就负担起养活外婆和母亲的重担。1946年2月21日，父亲被追赠为陆军中将。 
        抗战八年，兵荒马乱，与家乡断了音讯，外婆和母亲非常思念家乡和亲人。1948年春天，我陪母亲一起回滁州寻找亲人，在东后街32号找到了姑夫侯叔先的家，才得知爷爷在抗战后已回嘉山居住。三叔、二叔均早已病故，三婶没有改嫁，一直照顾老人，抚育幼子，翁媳、妯娌见面悲喜交加，同病相怜，凄凄惨惨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8年秋，我和同事胡万邦结了婚。1949年9月，外婆病故了，享年78岁。外婆的去世，给了我母亲很大的打击。自1937年父亲去世后，34岁就作了寡妇的母亲，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被人服侍的官太太变成了寄人篱下的孤儿寡母。又时逢战乱，人命如草芥，给母亲的肉体上、心理上带来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所幸的是坚强、乐观的外婆是她的依靠，现在这种依靠也没有了，她的思想和精神都要崩溃了。长期积压的对丈夫的怀念之情，乡村贫困的生活，已经损害了她的健康。痛失慈母又加重了她的病情。发烧吐血，整夜咳嗽，气喘嘘嘘。看着她病魔缠身，痛苦不堪的模样我心痛如绞。无奈我们当时维持生活已十分艰难，哪有钱给她治病，只有简单地用些药，说也奇怪，当时难以治愈的肺病竞也被母亲硬挺着活了下来。 
        1952年8月，我经过努力，从事了教师工作，一直到退休。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由于家庭背景复杂受到了冲击，吃尽了苦头。母亲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每天提心吊胆，使她的病体雪上加霜。长期以来，母女俩相依为命，我是她的精神支柱，她心里有话只能对我说。父亲是她永恒的话题。谈父亲年轻时候的事，父亲的战友陈赓等中央领导的一些情况等等。 
        1978年秋，母亲病故，时年75周岁，葬于宁波西郊。我的两个孩子年年（59岁）、永年（57岁）都是母亲抚养大的，有深厚的感情，念念不忘这位劳苦功高的外婆。至今每年清明节都去扫墓祭拜。

迟来的春天也是春 
        1985年4月27日，民政部为父亲颁布了写有“吴继光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特发此证，以资褒扬”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我也担任了宁波市民革教育支部主委。 
        1985年暑假，我第二次到滁州、明光寻找亲人。当时吴其萍同志任滁州市统战部部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曾去东后街32号找侯叔先姑父一家，可惜已物是人非。只知道姑母有一女儿叫侯其凤，现在也应该有七十多岁了。后来找到堂叔吴绍马辛，通过他找到了住在南京的程海山，淞沪抗战时程是我父亲的部下，也是老三界人，他给我讲了很多父亲的事情。在明光市，我找到了堂姑吴绍英，她给了我久违的亲情，给我提供了很多亲戚的信息。 
        一九八六年暑假，我去江西九江市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三婶和弟弟吴至龙，亲人团聚自有一番说不完的话。我的三婶86岁了，弟弟也68岁了，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刻苦学习，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原是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第五七二七厂总工程师。 
        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功绩，还历史本来面目，我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近年来出版的《黄浦军校三百名将传》、《国民党九千将领》、《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等书都记载了父亲的事迹。故乡的人民也没有忘记我的父亲，《滁县地区志》和《嘉山县志》都有我父亲的人物传。父亲的战友方靖③和程海山都写了回忆、纪念的文章。 
        父亲的牺牲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无以名状的痛苦，但这只是日寇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一个縮影。抵御外侮，匹夫有责，我为有这样英雄的父亲而自豪。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后代不要忘记这段血写的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振兴中华，国富民强，才能不受欺侮。同时也寄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使中华民族免受战争之苦，共同建设繁荣、富强、和谐的中国。 

注：  ①该数字统计口径不同，本文摘自《淞沪抗战大事记》。
           ②族谱辈份是：克绍至德继祖扬芳诗书世守福寿延长。
           ③原国民党第十七军中将军长。